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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医

2015-1-20 14:1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097| 评论: 0

摘要: 湖南李新搜集资料 西安张震整理 2015 1 14 一、民国的中医现状 中医:曾几乎废弃在民国时 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 ...

湖南李新搜集资料   西安张震整理  2015 1 14

 

一、民国的中医现状

中医:曾几乎废弃在民国时

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尤其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 北洋时期的首次抗争

北洋时期,政府一味推行西洋医学,而无视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则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从此拉开了抗争的序幕。他说:“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延聘海内医界同人讨论此事,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并指出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均以日本体制为蓝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决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过去。

 

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接着,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遥相呼应。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于是,中华教育社联合江苏、湖北、山西等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而对这种情况,上海 “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学系。连日来,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通电,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

 

迫于压力,政府一面虚与逶迤,诡词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张胆地将中医说成“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于是立案“应勿庸议”。国务院的批示与此类似。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1922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如此摧残医生、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与中华医药联合会召集了有170人参加的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定期召开全国中医大会,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国民党时期的废止中医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疬;(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东西医奴隶”,成为千古罪人。

 

此案一出,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317(后来定这天为 “国医节”),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中医是何等地违背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193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该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这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2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17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参加。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1930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仿照国术馆之例,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在各省及海外设立分馆、支馆。它负责制订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设有学术整理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人们正奇怪呢,难道国民政府忽然热心起中医来了?其实是为了缓和中医界的愤怒情绪。国医馆的经济来源,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每月支给五千元,但从第二个月起就减半发给,使得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训练班,要靠分馆和各地中医界的接济来维持。这是一个半官、半民、半学术的特殊组织,是在特别情况下建立的畸形机构。它的建立曾使中医界欢欣鼓舞,但因受政府操纵,国医馆名为学术机构,实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所以国医馆成立后作为不多,形同虚设,曾受到中医界的尖锐批评。

 

<>、公布《中医条例》步履维艰

1933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医界春秋》严辞批驳,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大谈“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他还和孙科搞了一场辞职闹剧,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各地中医团体纷纷质问。19341月,中医界召集全国代表请愿,要求尽快公布《中医条例》。最后妥协的结果,焦易堂发表了《为采行中医条例告国人书》,以不了了之的办法由国医馆执行起行政权来,行政院则睁一眼闭一眼,保持沉默。接着,汪精卫在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中医的长篇演说,指责中医不科学,如果谁有中西医并存的观念,便会使医学“陷入非科学的歧途”。上海市国医公会强烈抗议汪氏的言论,分别致电国民党四中全会、国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提高国医国药的地位、中西医平等对待并尽快公布《中医条例》。

 

193511月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终于,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在1936122日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然而,一纸条例远不能解决中医药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承认主义,条例中也有许多歧视、排斥中医的内容,中医实际上仍无地位。不久,卫生署颁布了“中医审查规则”,它名义上是《中医条例》的具体实施办法,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推翻《中医条例》。如其中“中医条例所称的中医学校,指经教育部备案或各地教育主管机关立案者”,而教育部并未把中医学校列入学系,这就等于把所有中医学校毕业生的中医资格全否定了。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中医审查规则由卫生署管理,而卫生署官员中又没有中医的不正常状况,193612月,中医界组织了18省市120多位代表向立法院请愿,要求卫生署增设一名中医副署长,以体现中西医平等待遇的原则。在立法院讨论时,引发了一场中西医优劣的论争,结果设副署长的要求未获通过,只在卫生署内增设一中医委员会管理中医事务,而实际上卫生署从不让中医委员会参与行政。

 

<>、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

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反中医事件迭起。中医界再次起而反抗,多次发起全国请愿。

 

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领有证书者、或中医学校肄业三年领有毕业证书者、或由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可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否则不准行医。在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杭州卫生局还实行污辱性的中医登记,公然在中医执照上加盖“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者吊销执照,撤消资格”,以示歧视。

 

政府为了消灭中医学校,更是不择手段。1946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两校坚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取缔,经多次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上刊出,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终无结果。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国民党政府竟然毫不理会,在全国没有一处中医学校立案的情况下,却以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终于没有维持到解放。1947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广东省在民国年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1所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

 

1947年国医节,长沙组织了500人的示威游行,并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在宪法中规定中西医平等,各省市设立中医药学校,实行中西医共管卫生权,奖励中医科研,中央拨款补助省级中医院等。郑曼青、谢会东等十人携带行李,冲进南京政府,绝食三天,要求蒋介石亲自答复请愿要求。蒋拒绝不见,代表们被警察强行拖走。这次请愿影响很大,南京报纸作了多次报道,国民党中央电台进行了歪曲性宣传。纵观中医界38年的斗争,政府采取的种种消灭中医的政策,虽然也未达到目的,但对中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并加剧了中西医的分裂和相互对峙的局面。到全国解放前夕,散居在各地的约50万中医,绝大部分已无法继续开业。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医书籍出版尤其困难。中药生产听其自生自灭,质量低劣,税多捐重,药店纷纷倒闭。

 

然而,我国传统的中医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虽曾一度遭遇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冷落乃至贬损,但终因其自身具有的西医药所不能代替的优越性而巍然留存。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新路子:与西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949年后的中西医结合即代表了这一方向,世界性中医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医学的发展不可限量。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医解放后会怎样

(一)

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19515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10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1951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68个县来讲,竟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110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摘自 (中药网www.zhong-yao.net)

 

(二)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19555年22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195611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5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1958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摘自中医中药网《毛泽东中医药情结》

 

.为什么要批卫生部的中医政策

(一)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医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党和国家历来十分关怀和重视中医工作,建国伊始便制定了正确的中医政策,为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

 

早在1928年,为解决战争时期伤病人员的医治问题,毛泽东就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的卫生工作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疾病丛生,药品供应非常不足,绝大部分化学药品国内不能自制,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依靠进口,民间流传着“黄金有价药无价”的说法。面对当时缺医少药的局面,毛泽东指出,必须很好的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为此,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重视下,195087日,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卫生部长李德全主持,副部长贺诚做了工作报告,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同时公布了关于医药教育的四项决定,其中就有关于医药界的团结和互相学习的决定。毛主席亲自为此次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又一次为中西医团结合作指明了方向。

 

但建国后随着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蔚然成风、文化建设和技术革命走向新阶段,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学的现象,也有所抬头。其主要原因是建国初期党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未被认真贯彻执行,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提高。其主要表现是1951年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1952年公布的《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规定了一些要求严苛,不合实际的办法,如规定只有持有公私立四年学制以上中医学校毕业证书者、经中央卫生部或中央卫生部授权大行政区卫生部考试及格者、经省和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发给中医师证书或考试及格文件者、原领有国民党(或伪满)中央政府中医师证书和考试及格证书者、经人民政府设立之中医进修学校修业期满并毕业考试及格者等,才能经大行政区卫生部审核并转呈中央卫生部核发中医师证书;中医师资格考试内容有笔试、口试及实际操作两部分,其中笔试部分包括必试科如生理解剖学概要、细菌学概要、本草概要、古方概要、传染病概要等,选试科包括内科(包括妇科、儿科)、外科、眼科、针灸科、正骨科、按摩科等,完全超出了一般传统中医所要掌握的基本医学知识。

在如此中医事业发展背景下,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4000多人,绝大多数中医被取缔。山西省运城专区18个县,竟没有一个合格中医。天津市中医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江西省卫生厅1950年和1951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全省中医师登记审查换发执照工作,总登记人数为8728人,而承认为正式中医师的仅424人,不及5%,审为临时中医的3648人,其余的等于取消了他们的资格。1950年是还曾将审查不及格的1355人通知由专署考试,并对许多中医“不必考试”、“缓期考试”的要求置之不理,结果报考者仅727人,而又考倒了327人,造成中医很大的不满。另外,在具体卫生工作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也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医的作用,吃中药不报销,大医院不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办中医进修学校主要讲授简单的西医诊疗技术,片面地鼓励中医改学西医;各高等医学院校,没有考虑讲授中医药课程,中华医学会不吸收中医会员,对中药产供销无人管理,盲目取缔一些深受群众欢迎又确能治病的中成药;前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同志于1951年发表文章,公开声称中医是“封建医”,鼓吹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中医也应被消灭。

         --------摘自许红霞的《建国初期党的中医政策论述》。

 

(二)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发表一系列指示加以纠偏。1954年,毛主席指出:中医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人民能发展到六亿人口,应当首先归功于中医。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中医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民治好了好多病,虽然有的道理讲得不清,或没讲出来,但是有效这就符合真理。倘若说中国人民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的话,中医就算是贡献之一。今后如何办呢?一、首先号召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像过去强调中医学西医。二、各大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看病。三、对中药的研究,不能专靠化学分析,一味一味的研究,要用临床的研究办法很好地保持发扬。四、中医书籍浩如烟海,要翻印中医重要的书籍,把不易懂的译成通俗的文字,也可以请有学问的中医编书。毛主席从中医实际出发,针对医药卫生界个别领导的偏激情绪发表的重要指示,对扭转社会各界对中医的态度,纠正卫生管理部门脱离中医实际、生搬硬套西医的某些做法,提高中医的社会地位,促进中医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56年,卫生部先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等。在此前后,中医研究院成立,西医离职学习中医,北京、广州、上海、成都四所中医学院成立,中医药事业出现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摘自百度文库《毛泽东主席与共和国的中医政策》

 

.没有毛泽东,中医学院,研究所,中医古籍是否会成立

 

毛泽东强调,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首先要重视中医典籍整理。为此,要组织在理论和经验上造诣很深的知名老中医,整理历代有代表性的中医典籍,并将他们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和临床宝贵经验整理传授。根据这一思想,195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伊始即组织专家整理中医典籍,并编写中医教材9种,成为西医学习中医以及进行中医教育的重要参考书。在此基础上,1960年,卫生部组织北京、上海、广州等5所中医学院,又编写了《中国医学史讲义》、《医古文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药学讲义》、《中医方剂学讲义》、《中医内科学讲义》、《针灸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中医儿科学讲义》等。同时,卫生部还先后以科研任务的形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和修订,使许多古代医学典籍得以出版,从而为培养全面、系统掌握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提供了方便。

 

----摘自(李洪河《毛泽东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

.毛泽东对中医,西医理论的认识。

(一)毛泽东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

[摘 要] 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医药的重要思想,还直接对中医药工作的实践进行具体的指导。他高度评价中医药的现实价值,认为中医药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发现并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错误;从宏观上提出了一些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措施,指明了中医药发展的路径。这些思想和措施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医药的重要思想,还直接对中医药工作的实践进行具体的指导,为中医药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度评价中医药的现实价值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在当时井冈山医院医生和药源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他及时指导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广泛利用当地流传的中医单方和当地出产的草药,内服外敷,治愈了许多伤病员。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医学的问题,毛泽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1940年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 194410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演讲:“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边区人民政府为此广泛发动医务界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中西医与药铺密切合作,提倡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有力地促进了中西医团结合作。毛泽东本人也曾因患风湿性关节炎,特请精通中医的李鼎铭到杨家岭给他看病。当二人谈到中国医学如何发展时,李鼎铭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民情以及中西医并存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科学论断,对之后新中国一系列医药卫生工作政策的制定具有潜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卫生形势非常严峻:疫病丛生,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当时全国西医仅有2万多人,中医虽有几十万人,但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全国约有80%的病人未得到正规的医疗帮助。为改变这种局面,1949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着重指出,只有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中医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195312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中医各种学派、各家学说的不断发展,汇集成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术巨流,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大有借鉴之处。毛泽东把中医放到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的高度,足见他对中医非常重视。

 

  对中药问题,毛泽东也很重视。1954年,毛泽东作出关于中药问题的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 195810月,毛泽东对几千年来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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